作者:佚名
孝元皇帝上初元元年(癸酉,公元前四八年)
1春,正月,辛丑,葬孝宣皇帝于杜陵;赦天下。
1春季,正月四日,孝宣皇帝刘洵被安葬在杜陵;大赦天下。
2三月,丙午,立皇后王氏,封后父禁为阳平候。
2 三月十日,汉元帝刘奭封王政君为皇后,封王政君老父王禁为阳平候。
以三辅、太常、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;赀不满千钱者,赋贷种、食。
刘奭 下诏:把三辅、太常、各郡各封国公田及 皇家林苑的节余经费跟产物赈济贫民,帮助创业;家产不满一千钱的,供给或借贷种子、食粮。
3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。
3刘奭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汉同胞弟弟的儿子许嘉为平恩侯。
4夏,六月,以民疾疫,令太官损膳,减乐府员,省苑马,以振困乏。
4夏季,六月,传染病流行,刘奭命御厨房减少菜饭,减少音乐部的官员,减少皇家马匹,救济难民。
5秋,九月,关东郡、国十一大水,饥,或人相食;转旁郡钱谷以相救。
5秋季,九月,函谷关以东十一个郡与封国,大水成灾,发生大饥谨,有些地方,人民互相残杀,煮吃对方尸体,汉政府转运其它郡、其它封国的粮食救济。
6上素闻琅邪王吉、贡禹皆明经洁行,遣使者征之。吉道病卒。禹至,拜为谏大夫。上数虚已问以政事,禹奏言:“古者人君节俭,什一而税,亡它赋役,故家给人足。高祖、孝文、孝景皇帝,宫女不过十馀人,厩马百馀匹。后世争为奢侈,转转益甚;臣下亦相放效。臣愚以为如太古难,宜少放古以自节焉。方今宫室已定,无可奈何矣;其馀尽可减损。故时齐三服官,输物不过十笥;方今齐三服官,作工各数千人,一岁费数巨万,厩马食粟将万匹。武帝时,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,以填后宫。及弃天下,多藏金钱、财物,鸟兽、鱼鳖凡百九十物;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。至孝宣皇帝时,陛下恶有所言,群臣亦随故事,甚可痛也!故使天下承化,取女皆大过度,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,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,是以内多怨女,外多旷夫。及众庶葬埋,皆虚地上以实地下。其过自上生,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。唯陛下深察古道,从其俭者。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,三分去二;择后宫贤者,留二十人,馀悉归之,及诸陵园女无子者,宜悉遣;厩马可无过数十匹,独舍长安城南苑地,以为田猎之囿。方今天下饥馑,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!天生圣人,盖为万民,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。”天子纳善其言,下诏,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;太仆减谷食马;水衡省肉食兽。
刘奭早就听说琅邪王吉、贡禹全都精通儒家五经,德行廉洁,特派使节把二人征召到长安。王吉在途中病逝。贡禹到了之后,被任命当谏议大夫。刘奭屡次谦恭地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。贡禹说:“古时候,君王都很节约,因而用度也很有限,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外,没有其它赋税遥役,所以家家户户都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。高祖、孝文、孝景皇帝,宫女不过十多人,御马不过百余匹。但是后世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,恶性发展,就越来越严重了。上行下效,臣属也跟着奢侈。我愚昧地认为完全仿效太古,当然困难,但至少也应效法近代祖先的事迹。现在,宫殿的兴建,告一段落,已经无可奈何了,而其它的开支,应尽量减少。
臣光曰:忠臣之事君也,责其所难,则其易者不劳而正;补其所短,则其长者不劝而遂。孝元践位之初,虚心以问禹,禹宜先其所急,后其所缓。然则优游不断,谗佞用权,当时之大患也,而禹不以为言;恭谨节俭,孝元之素志也,而禹孜孜而言之,何哉!使禹之智足不以知,乌得为贤!知而不言,为罪愈大矣!
匈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,言民众困乏。诏云中、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之。
是岁,初置戊己校尉,使屯田车师故地。
孝元皇帝上初元二年(甲戌,公元前四七年)
春,正月,上行幸甘泉,郊泰畤。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,前将军萧望之、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。望之名儒,与堪皆以师傅旧恩,天子任之,数宴见,言治乱,陈王事。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、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,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。四人同心谋议,劝导上以古制,多所欲匡正;上甚乡纳之。史高充位而已,由此与望之有隙。
中书令弘恭、仆射石显,自宣帝时久典枢机,明习文法;帝即位多疾,以显久典事,中人无外党,精专可信任,遂委以政,事无小大,因显白决,贵幸倾朝,百僚皆敬事显。显为人巧慧习事,能深得人主微指,内深贼,持诡辩,以中伤人,忤恨睚眦,辄被以危法;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,议论常独持故事,不从望之等。
望之等患苦许、史放纵,又疾恭、显擅权,建白以为:“中书政本,国家枢机,宜以通明公正处之。武帝游宴后庭,故用宦者,非古制也。宜罢中书宦官,应古不近刑人之义。”由是大与高、恭、显忤。上初即位,谦让,重改作,议久不定,出刘更生为宗正。
望之、堪数荐名儒、茂材以备谏官,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,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,及言许、史弟子罪过。章视周堪,堪白:“令朋待诏金马门。”朋奏记望之曰:“今将军规抚,云若管、晏而休,遂行日昃,至周、召乃留乎?若管、晏而休,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,没齿而已矣。如将军兴周、召之遗业,亲日昊之兼听,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!”望之始见朋,接待以意;后知其倾邪,绝不与通。朋,楚士,怨恨,更求入许、史,推所言许、史事,曰:“皆周堪、刘更生教我;我关东人,何以知此!”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。朋出,扬言曰:“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,大罪一。”待诏华龙行污秽,欲入堪等,堪等不纳,亦与朋相结。
恭、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,疏退许、史状,候望之出休日,令朋、龙上之。事下弘恭问状,望之对曰:“外戚在位多奢淫,欲以匡正国家,非为邪也。”恭、显奏:“望之、堪、更生朋党相称举,数谮诉大臣,毁离亲戚,欲以专擅权势。为臣不忠,诬上不道,请谒者召致廷尉。”时上初即位,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,可其奏。后上召堪、更生,曰:“系狱。”上大惊曰:“非但廷尉问邪!”以责恭、显,皆叩头谢。上曰:“令出视事。”恭、显因使史高言:“上新即位,未以德化闻于天下,而先验师傅。即下九卿、大夫狱,宜因决免。”于是制诏丞相、御史:“前将军望之,傅朕八年,无它罪过。今事久远,识忘难明,其赦望之罪,收前将军、光禄勋印绶;及堪、更生皆免为庶人。”
二月,丁巳,立弟竟为清河王。
戊午,陇西地震,败城郭、屋室,压杀人众。
三月,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。
诏罢黄门乘舆狗马,水衡禁囿、宜春下苑、少府佽飞外池、严籞池田假与贫民。又诏赦天下,举茂材异等、直言极谏之士。
夏,四月,丁巳,立子骜为皇太子。待诏郑朋荐太原太守张敞,先帝名臣,宜傅辅皇太子。上以问萧望之,望之以为敞能吏,任治烦乱,材轻,非师傅之器。天子使使者征敞,欲以为左冯翊,会病卒。
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,给事中,朝朔望。
关东饥,齐地人相食。
秋,七月,己酉,地复震。
上复征周堪、刘更生,欲以为谏大夫;弘恭、石显白,皆以为中郎。
上器重萧望之不已,欲倚以为相;恭、显及许、史子弟、侍中、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。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,言“地震殆为恭等,不为三独夫动。臣愚以为宜退恭、显以章蔽善之罚,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。如此,则太平之门开,灾异之愿塞矣。”书奏,恭、显疑其更生所为,白请考奸诈,辞果服;遂逮更生系狱,免为庶人。
会望之子散骑、中郎亻及亦上书讼望之前事,事下有司,复奏:“望之前所坐明白,无谮诉者,而教子上书,称引亡辜之,失大臣体,不敬,请逮捕。”弘恭、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,不诎辱,建白:“望之前幸得不坐,复赐爵邑,不悔过服罪,深怀怨望,教子上书,归非于上,自以托师傅,终必不坐,非颇屈望之于牢狱,塞其怏怏心,则圣朝无以施恩厚。”上曰:“萧太傅素刚,安肯就吏!”显等曰:“人命至重,望之所坐,语言薄罪,必无所忧。”上乃可其奏。冬,十二月,显等封诏以付谒者,敕令召望之手付。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。使都至,召望之。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硃云,云者,好节士,劝望之自裁。于是望之仰天叹曰:“吾尝备位将相,年逾六十矣,老入牢狱,苟求生活,不亦鄙乎!”字谓云曰:“游,趣和药来,无久留我死!”竟饮鸠自杀。天子闻之惊,拊手曰:“曩固疑其不就牢狱,果然杀吾贤傅!”是时,太官方上昼食,上乃却食,为之涕泣,哀动左右。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,皆免冠谢,良久然后已。上追念望之不忘,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,终帝之世。
臣光曰:甚矣孝元之为君,易欺而难寤也!夫恭、显之谮诉望之,其邪说诡计,诚有所不能辨也。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,恭、显以为必无忧。已而果自杀,则恭、显之欺亦明矣。在中智之君,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!孝元则不然。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,而终不能诛恭、显,才得其免冠谢而已。如此,则奸臣安所惩乎!是使恭、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。
是岁,弘恭病死,石显为中书令。
初,武帝灰南越,开置珠厓、儋耳郡,在海中洲上,吏卒皆中国人,多侵陵之。其民亦暴恶,自以阻绝,数犯吏禁,率数年壹反,杀吏;汉辄发兵击定之。二十馀年间,凡六反。至宣帝时,又再反。上即位之明年,珠厓山南县反,发兵击之。诸县更叛,连年不定。上博谋于群臣,欲大发军。待诏贾捐之曰:“臣闻尧、舜、禹之圣德,地方不过数千里,西被流沙,东渐于海,朔南暨声教,言欲与声教则治之,不欲与者不强治也。故君臣歌德,含气之物各得其宜。武丁、成王、殷、周之大仁也,然地东不过江、黄,西不过氐、羌,南不过蛮荆,北不过朔方,是以颂声并作,视听之类咸乐其生,越裳氏重九译而献,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。以至于秦,兴兵远攻,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。孝文皇帝偃武行文,当此之时,断狱数百,赋役轻简。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,天下断狱万数,赋烦役重,寇贼并起,军旅数发,父战死于前,子斗伤于后,女子乘亭障,孤儿号于道,老母、寡妇饮泣巷哭,是皆廓地泰大,征伐不休之故也。今关东民众久困,流离道路。人情莫亲父母,莫乐夫妇;至嫁妻卖子,法不能禁,义不能止,此社稷之忧也。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,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,快心幽冥之地,非所以救助饥馑,保全元元也。云:‘蠢尔蛮荆,大邦为雠。’言圣人起则后服,中国衰则先畔,自古而患之,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!骆越之人,父子同川而浴,相习以鼻饮,与禽兽无异,本不足郡县置也。颛颛独居一海之中,雾露气湿,多毒草、虫蛇、水土之害;人未见虏,战士自死。又非独珠厓有珠、犀、玳瑁也。弃之不足惜,不击不损威。其民譬犹鱼鳖,何足贪也!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,暴师曾未一年,兵出不逾千里,费四十馀万万;大司农钱尽,乃以少府禁钱续之。夫一隅为不善,费尚如此,况于劳师远攻,亡士毋功乎!求之往古则不合,施之当今又不便,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,《禹贡》所及,《春秋》所治,皆可且无以为。愿遂弃珠厓,专用恤关东为忧。”上以问丞相、御史。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,丞相于定国以为:“前日兴兵击之连年,护军都尉、校尉及丞凡十一人,还者二人,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,费用三万万馀,尚未能尽降。今关东困乏,民难摇动,捐之议是,”上从之。捐之,贾谊曾孙也。
孝元皇帝上初元三年(乙亥,公元前四六年)
春,诏曰:“珠厓虏杀吏民,背畔为逆。今廷议者或言可击,或言可守,或欲弃之,其指各殊。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,羞威不行,则欲诛之;狐疑辟难,则守屯田;通于时变,则忧万民。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,危孰大焉?且宗庙之祭,凶年不备,况乎辟不嫌之辱哉!今关东大困,仓库空虚,无以相赡,又以动兵,非特劳民,凶年随之。其罢珠崖郡,民有慕义欲内属,便处之;不欲,勿强。”
夏,四月,乙末晦,茂陵白鹤馆灾;赦天下。
夏,旱。
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。
长信少府贡禹上言:“诸离宫及长乐宫卫,可减其太半以宽繇役。”六月,诏曰:“朕惟烝庶之饥寒,远离父母妻子,劳于非业之作,卫于不居之宫,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。其罢甘泉、建章宫卫,令就农。百宫各省费。条奏,毋有所讳。”
是岁,上复擢周堪为光禄勋,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、给事中,大见信任。
孝元皇帝上初元四年(丙子,公元前四五年)
春,正月,上行幸甘泉,效泰畤。三月,行幸河东,祠后土;赦汾阴徒。
孝元皇帝上初元五年(丁丑,公元前四四年)
春,正月,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。三月,上行幸雍,祠五畤。
夏,四月,有星孛于参。
上用诸儒贡禹等之言,诏太官毋日杀,所具各减半;乘舆秣马,无乏正事而已。罢角抵、上林宫馆希御幸者、齐三服官、北假田官、盐铁官、常平仓。博士弟子毋置员,以广学者。令民有能通一经者。皆复。省刑罚七十馀事。
陈万年卒。六月,辛酉,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。禹前后言得失书数十上,上嘉其质直,多采用之。
匈奴郅支单于自以道远,又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,困辱汉使者乾江乃始等;遣使奉献,因求侍子。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,御史大夫贡禹、博士东海匡衡以为:“郅支单于乡化末醇,所在绝远,宜令使者送其子,至塞而还。”吉上书言:“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,今既养全其子十年,德泽甚厚,空绝而不送,近从塞还,示弃捐不畜,使无乡从之心,弃前恩,立后怨,不便。议者见前江乃无应敌之数,智勇俱困,以致耻辱,即豫为臣忧。臣幸得建强汉之节,承明圣之诏,宣谕厚恩,不宜敢桀。若怀禽兽心,加无道于臣,则单于长婴大罪,必遁逃远舍,不敢近边。没一使以安百姓,国之计,臣之愿也。愿送到庭。”上许焉。既到,郅支单于怒,竟杀吉等;自知负汉,又闻呼韩邪益强,恐见袭击,欲远去。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,与诸翕侯计,以为:“匈奴大国,乌孙素服属之。今郅支单于困在外,可迎置东边,使合兵取乌孙而立之,长无匈忧矣。”即使使到坚昆,通语郅支。郅支素恐,又怨乌孙,闻康居计,大说,遂与相结,引兵而西。郅支人众中寒道死,馀财三千人。到康居,康居王以女妻郅支,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,康居甚尊敬郅支,欲倚其威以胁诸国。郅支数借兵击乌孙,深入至谷城,杀略民人,驱畜产去。乌孙不敢追。西边空虚不居者五千里。
冬,十二月,丁末,贡禹卒。丁已,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。
孝元皇帝上永光元年(戊寅,公元前四三年)
春,正月,上行幸甘泉,郊泰畤。视毕,因留射猎。薛广德上书曰:“窃见关东困极,人民流离。陛下日撞亡秦之钟,听郑、卫之乐,臣诚悼之。今士卒暴露,从官劳倦,愿陛下亟反宫,思与百姓同忧乐,天下幸甚!”上即日还。
二月,诏:“丞相、御史举质朴、敦厚、逊让、有行者,光禄岁以此科第郎、从官。”
三月,赦天下。
雨雪、陨霜,杀桑。秋,上酎祭宗庙,出便门,欲御楼船。薛广德当乘舆车,免冠顿首曰:“宜从桥。”诏曰:“大夫冠。”广德曰:“陛下不听臣,臣自刎,以血污车轮,陛下不得入庙矣!”上不说。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:“臣闻主圣臣直。乘船危,就桥安,圣主不乘危。御史大夫言可听。”上曰:“晓人不当如是邪!”乃从桥。
九月,陨霜杀稼,天下大饥。丞相于定国,大司马、车骑将军史高,御史大夫薛广德,俱以灾异乞骸骨。赐安车、驷马、黄金六十斤,罢。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。广德归,县其安车,以传示子孙为荣。
帝之为太子也,从太中大夫孔霸受《尚书》。及即位,赐霸爵关内侯,号褒成君,给事中。上欲致霸相位,霸为人谦退,不好权势,常称“爵位泰过,何德以堪之!”御史大夫屡缺,上辄欲用霸;霸让位,自陈至于再三。上深知其至诚,乃弗用。以是敬之,赏赐甚厚。
戊子,侍中,卫尉王接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。
石显惮周堪、张猛等,数谮毁之。刘更生惧其倾危,上书曰:“臣闻舜命九官,济济相让,和之至也。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,故箫《韶》九成,凤皇来仪。至周幽,厉之际,朝廷不和,转相非怨,则日月薄食,水泉沸腾,山谷易处,霜降失节。由此观之,和气致祥,乖气致异,祥多者其国安,异众者其国危。天地之常经,古今之通义也。今陛下开三代之业,招文学之士,优游宽容,使得并进。今贤不肖浑殽,白黑不分,邪正杂糅,忠谗并进;章交公车,人满北军,朝臣舛午,胶戾乖剌,更相谗诉,转相是非;所以营惑耳目,感移心意,不可胜载,分曹为党,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。正臣进者,治之表也;正臣陷者,乱之机也;乘治乱之机,未知孰任,而灾异数见,此臣所以寒心者也。初元以来六年矣,按春秋六年之中,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。原其所以然者,由谗邪并进也;谗邪之所以并进者,由上多疑心,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,如或谮之,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。夫执狐疑之心者,来谗贼之口;持不断之意者,开群枉之门;谗邪进则众贤退,群枉盛则正士消。故《易》有《否》、《泰》,小人道长,君子道消,则政日乱;君子道长,小人道消,则政日治。昔者鲧、共工、驩兜与舜、禹杂处尧朝,周公与管、蔡并居周位,当是时,迭进相毁,流言相谤,岂可胜道哉!帝尧、成王能贤舜、禹、周公而消共工、管、蔡,故以大治,荣华至今。孔子与季、孟偕仕于鲁,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,定公、始皇贤季、孟、李斯而消孔子、叔孙,故以大乱,污辱至今。故治乱荣辱之端,在所信任;信任既贤,在于坚固而不移。《诗》云:‘我心匪石,不可转也,言守善笃也。《易》曰:‘涣汗其大号’,言号令如汗,汗出而不反者也。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,是反汗也;用贤未能三旬而退,是转石也。《论语》曰:‘见不善如探汤。’今二府奏佞诌不当在位,历年而不去。故出令则如反汗,用贤则如转石,去佞则如拨山,如此,望阴阳之调,不亦难乎!是以群小窥见间隙,缘饰文字,巧言丑诋,流言、飞文哗于民间。故《诗》云:‘忧心悄悄,愠于群小,’小人成群,诚足愠也。昔孔子与颜渊、子贡更相称誉,不为朋党;禹、稷与皋陶传相汲引,不为比周,何则?忠于为国,无邪心也。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,合党共谋,违善依恶,歙歙訿々,数设危险之言,欲以倾移主上,如忽然用之,此天地之所以先戒,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。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,故舜有四放之罚,孔子有两观之诛,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。今以陛下明知,诚深思天地之心,览《否》、《泰》之卦,历周、唐之所进以为法,原秦、鲁之所消以为戒,考祥应之福。省灾异之祸,以揆当世之变,放远佞邪之党,坏散险诐之聚,杜闭群枉之门,方开众正之路,决断狐疑,分别犹豫,便是非炳然可知,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,太平之基,万世之利也。”显见其书,愈与许、史比而怨更生等。
是岁,夏寒,日青无光,显及许、史皆言堪、猛用事之咎。上内重堪,又患众口之浸润,无所取信。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,常称誉堪,上欲以为助,乃见问兴:“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,何邪?”兴者,倾巧士,谓上疑堪,因顺指曰:“堪非独不可于朝廷,自州里亦不可也!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,以为当诛;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,为国养恩也。”上曰:“然此何罪而诛?今宜奈何?”兴曰:“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,食邑三百户,勿令典事。明主不失师傅之恩,此最策之得者也。”上于是疑之。
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,数侵犯贵戚,在位多言其短。后坐春夏系治人,徙城门校尉。丰于是上书告堪、猛罪,上不直丰,乃制诏御史:“城门校尉丰,前与光禄勋、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,数称言堪、猛之美。丰前为司隶校尉,不顺四时,修法度,专作苛暴以获虚威;朕不忍下吏,以为城门校尉。不内省诸己,而反怨堪、猛以求报举,告按无证之辞,暴扬难验之罪,毁誉恣意,不顾前言,不信之大也。朕怜丰之耆老,不忍加刑,其免为庶人!”又曰:“丰言堪、猛贞信不立,朕闵而不治,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,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,猛槐里令。”
臣光曰:诸葛丰之于堪、猛,前誉而后毁,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,欲比周求进而已矣。斯亦郑朋、杨兴之流,乌在其为刚直哉!人君者,察美恶,辨是非,赏以劝善,罚以惩奸,所以为治也。使丰言得实,则丰不当绌;若其诬罔,则堪、猛何辜焉!今两责而俱弃之,则美恶、是非果何在哉!
贾捐之与杨兴善。捐之数短石显,以故不得官,稀复进见;兴新以材能得幸。捐之谓兴曰:“京兆尹缺,使我得见,言君兰,京兆尹可立得。”兴曰:“君房下笔,言语妙天下;使君房为尚书令,胜五鹿充宗远甚。”捐之曰:“令我得代充宗,君兰为京兆,京兆,郡国首,尚书,百官本,天下真大治,士则不隔矣!”捐之复短石显,兴曰:“显方贵,上信用之;今欲进,第从我计,且与合意,即得入矣!”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,称誉其美,以为宜赐爵关内侯,引其兄弟以为诸曹;又共为荐兴奏,以为可试守京兆尹。石显闻知,白之上,乃下兴、捐之狱,令显治之,奏“兴,捐之怀诈伪,更相荐誉,欲得大位,罔上不道!”捐之竟坐弃市,兴髡钳为城旦。
臣光曰:君子以正攻邪,犹惧不克。况捐之以邪攻邪,其能免乎!
徙清河王竟为中山王。
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,塞下禽兽尽,单于足以自卫,不畏郅支,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。久之,单于竟北归庭,民众稍稍归之,其国遂定。
孝元皇帝上永光二年(己卯,公元前四二年)
1春,二月,赦天下。
1春季,二月,大赦天下。
2丁酉,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;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。
2二月五日,御史大夫韦玄成当宰相;右扶风郑弘当御史大夫。
3三月,壬戌朔,日有食之。
3三月一日,日食。
4夏,六月,赦天下。
4夏季,六月,大赦天下。
5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,衡上疏曰:“陛下躬圣德,开太平之路,闵愚吏民触法抵禁,比年大赦,使百姓得改行自新,天下幸甚!臣窃见大赦之后,奸邪不为衰止,今日大赦,明日犯法,相随入狱,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。今天下俗,贪财贱义,好声色,上侈靡,亲戚之恩薄,婚姻之党隆,苟合徼幸,以身设利;不改其原,虽岁赦之,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,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。夫朝廷者,天下之桢幹也。朝有变色之言,则下有争斗之患;上有自专之士,则下有不让之人;上有克胜之佐,则下有伤害之心;上有好利之臣,则下有盗窃之民;此其本也。治天下者,审所上而已。教化之流,非家至而人说之也;贤者在位,能者布职,朝廷崇礼,百僚敬让,道德之行,由内及外,自近者始,然后民知所法,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。《诗》曰:‘商邑翼翼,四方之极。’今长安,天子之都,亲承圣化,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,郡国来者无所法则,或见侈靡而放效之;此教化之原本,风俗之枢机,宜先正者也。臣闻天人之际,精祲有以相荡,善恶有以相推,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,阴变则静者动,阳蔽则明者晻,水旱之灾随类而至。陛下祗畏天戒,哀闵元元,宜省靡丽,考制度,近忠正,远巧佞,以崇至仁,匡失俗,道德弘于京师,淑问扬乎疆外,然后大化可成,礼让可兴也。”上说其言,迁衡为光禄大夫。
5皇上问给事中匡衡,询问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故,衡匡上书说:“陛下亲自身体力行,为国家开辟太平道路,怜悯愚昧的官吏人民,误触法网,连年 都有大赦,使老百姓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,这是国家之福!不过,据我的考察,每次大赦之后,作奸犯科的人并没有减少,今 作奸犯科的行为并没有停止。今天刚刚释放出狱,明日却又犯法,重新坐牢,这是由于疏导他们的工作没有抓住重点。现在的社会风气,贪图钱财,轻视道义,喜爱追逐声色 犬马,把豪华奢侈当作目标,亲族的关系日渐淡薄,而婚姻的关系却十分密切,苟且结合,用身家来博取财富;万变不离这种倾向,即使一年之内有数次赦免, 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,我愚昧,认为改正之道,在于大刀阔斧,改变社会风气。朝廷对于国家,就像筑墙时所用的模版。朝廷官员如果怒目相对, 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争斗的祸患;在上位的人如果专权弄事,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;在上位的人如果互相伤害,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杀机; 在上位的如果有贪图钱财的大臣,那么下面就会有偷盗抢窃的人民;这是因为墙版是墙的根本。治理国家的人,最应该谨慎的,是提倡什么。礼教的推行, 用不着逐家拜访,也用不着见人就去劝说;只要贤能的人在位,能干的人尽忠职守,朝廷尊重礼仪,文武官员相敬互让,道德的行为,从内心发展到体外, 从最近的人开始,然后人民才知道谁作为榜样,努力效法,不知不觉中,善行日益增加。《诗经》说:‘商王朝首都的风俗礼仪高贵大方,是天下人的标准,谁都要模仿。’而今 ,在汉王朝首都长安,天子亲自推行圣王朝的教化,可是社会风气跟远方并没有差异,各郡、各封国的人到了首都,不知道学习什么,最后却学会了奢侈荒淫;所以推行教化 最根本的地方,也是培养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地方,应该最先着手。我曾经听说,天上跟人间的分际,精气互相激荡,善恶互相推展,下面有所动时, 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,太阴变化,则静的东西会动(指地震),太阳变化则光明会被掩盖(指日食),水灾旱灾,类似的灾祸会接踵而至。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, 只有怜悯天下人民,节省庞大开支,建立国家制度,接近忠良,疏远奸佞,提倡大仁大义,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,使高尚的道德,首先在京城发扬光大,美好的声誉, 传播到国境之外,然后广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,礼仪谦让的美德,可以复兴。”刘奭欣赏匡衡的意见,升匡衡当光禄大夫。
荀悦论曰:夫赦者,权时之宜,非常典也。汉兴,承秦兵革之后,大愚之世,比屋可刑,故设三章之法,大赦之令,荡涤秽流,与民更始,时势然也。后世承业,袭而不革,失时宜矣。若惠、文之世,无所赦之。若孝景之时,七国皆乱,异心并起,奸诈非一;及武帝末年,赋役繁兴,群盗并起,加以太子之事,巫蛊之祸,天下纷然,百姓无聊,人不自安;及光武之际,拨乱之后:如此之比,宜为赦矣。
荀悦评论说:对于囚犯的赦免,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,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。汉朝的兴盛,恰在秦王朝战乱之后, 几乎每个人都身负重罪,如果一定要依法办理,挨家逐户,都应诛杀。所以刘邦约法三章,颁发大赦 命令,洗刷社会上的罪恶污秽,使人民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。当时局势,不得不如此。可是到了后世,大家承袭了这个制度,不知道改革,已经失去时代意义。在惠帝、文帝时,根本没有大赦。在孝景帝之时,发生七国之乱,人心浮动,奸诈百出,到了武敌末年,赋税沉重,差役频繁,盗匪四起,加上皇太子刘据事件,巫蛊大祸,天下惊惶,人民生活困难,无依无靠。等到刘秀上台,平息灾难,用来跟前世相比,由他赦免罪犯,才是最恰当。
秋,七月,陇西羌彡姐旁种反,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。是时,岁比不登,朝廷方以为忧,而遭羌变,玄成等漠然,莫有对者。右将军冯奉世曰:“羌虏近在竟内背畔,不以时诛,无以威制远蛮,臣愿帅师讨之!”上问用兵之数,对曰:“臣闻善用兵者,役不再兴,粮不三载,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。往者数不料敌,而师至于折伤,再三发调,则旷日烦费,威武亏矣。今反虏无虑三万人,法当倍,用六万人。然羌戎,弓矛之兵耳,器不犀利,可用四万人。一月足以决。”丞相、御史、两将军皆以为:“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,发万人屯守之,且足。”奉世曰:“不可。天下被饥馑,士马羸耗,守战之备久废不简,夷狄有轻边吏之心,而羌首难。今以万人分屯数处,虏见兵少,必不畏惧。战则挫兵病师,守则百姓不救,如此,怯弱之形见。羌人乘利,诸种并和,相扇而起,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,非财币所能解也。故少发师而旷日,与一举而疾决,利害相万也。”固争之,不能得。有诏,益二千人。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,以将屯为名,典属国任立、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,到陇西,分屯三处。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,羌虏盛多,皆为所破,杀两校尉。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,愿益三万六千人,乃足以决事。书奏,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。八月,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。冬,十月,兵毕至陇西,十一月,并进,羌虏大破,斩首数千级,馀皆走出塞。兵未决间,汉复发募士万人,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,未进,闻羌破而还。诏罢吏士,颇留屯田,备要害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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