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佚名
从前汉宣帝认为“政治稳定，狱讼得以妥善处理，恐怕靠的是郡守一级的地方长官了”。前代史书也说，“如今的郡守，就是古代的诸侯啊”。所以各级官吏的职责，就是要爱惜百姓。至于道德教化，移风易俗，没有不要靠他们的。
宋武帝出身百姓，知道民众生活的艰难，等到做了帝王，常留心吏治。然而朝廷忙于对外战争，顾不上修整内务，军费开支日耗千金。虽说没机会减轻民众负担，但能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，用节俭来律己，左右没有宠幸的小人，居室没有豪华的装饰。所以能够连年兴兵，而不烦扰境内百姓。文帝自幼宽怀仁爱，承续帝业，后来陕西战乱，北魏南侵，宋朝廷兴军遣将，是为了拯救天下。军费也都出自库存，没有加重百姓负担。那时境内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缴纳的赋税和徭役，只限于常年的定额。人民早出晚归，只是为自己的生计忙碌。州郡长官的任职以六年为期，虽说比不上前代终身不改任那样稳定，然而人民有所依靠，官吏不事聚敛，家家还能吃穿不乏。虽然时事艰难，但沟死路埋之事，尚可幸免。只要是有百户人的乡村，有集市的市镇，都有人们聚会欢乐，歌谣舞蹈，那是宋代的极盛之时。到了元嘉二十七年(450)，倾全国之力抵御外患，耗尽积蓄，尚不足用，于是重赋厚敛，天下动荡不安。从此直到孝武帝孝建年间，战乱不止。以区区江东，地域狭窄，承受连年战争，又加上灾害饥荒，以前的繁盛景象，从此衰亡。晋朝历代帝王多居于内房，朝会宴享，不过在东西二堂举行。晋孝武末年，才建有清暑殿。及宋武帝受命为帝，也没什么改变，他所居之处只称为西殿，并不造华丽的名号。文帝承袭不改，便也有合殿的名称。及宋孝武帝即位，赋税征调越来越多，朝廷的犬马大量糟踏粮食，宫室装饰奢华无比。鄙视前代简朴的规制，又加造正光、玉烛、紫极诸殿。雕梁画栋，珠窗秀户，对于宠爱的嬖女幸臣，赏赐起来几乎倾国库所有；竭尽四海的物产也难以满足帝王的欲望，搭上人的性命也不能让他称心。明帝即位后，生活更加奢华，对下民毫无体恤，以至国家动荡。治民的地方官吏，年年更换，灶上的烟囱还没熏黑，炕上的席子尚未暖热，怎能够做出什么政绩。难道能只怪官吏不如古时，民心与往昔不同，都是上边把事情弄坏，致使教化难以实现。
齐高帝在这种奢侈纵欲的风习下，辅立幼主，想救民疾苦，整顿世风。当政不到一年，提拔山阴县令傅琰为益州刺史，于是减免奢华，恢复简朴，做帝王严于律己，亲身为民众作表率，本心就是为不侵扰百姓。因为山阴是大城邑，官司案件繁多，建元三年(480)，另设狱丞一职，与建康同等。武帝继承帝业，用心治理天下，仗帝王之威而善于裁断，尚且还有错漏，官吏犯法，令其自裁。郡县长官任职，以三年为期满。遇有水旱灾荒，便对百姓抚恤赈济。十来年当中，百姓未受丝毫惊扰，都市繁盛，男女老少安居乐业，载歌载舞，盛服华妆。桃花绿水之间，秋月春风之下，无处不是乐土。明帝未登基之前，就了解为官之道，等即位以后，专门留心官吏对官司案件的处理，从不曾枉法宽容渎职者，地方官吏由此感到震慑。后来因为魏军入侵，国家动荡，战火连年不息，没有喘息之机，战争耗费巨大，国势从此衰落。接下来朝廷昏乱，政权被一伙坏人把持，赋税繁多，徭役无度。地方官依附权贵，相互间助长贪婪暴虐，搜刮聚敛，侵扰黎民。天下人心动荡，不知所措。
梁武帝未登基前，已知民间疾苦，等他刚刚平定齐末的混乱局面，就颁布文告，废除东昏侯时所有额外的繁杂赋税，于是天下百姓才得以减轻重负。登基之后，亲自过问民间事务，每天处理政务直到太阳偏西。关心抚慰人民疾苦，派使臣到四方了解风土民情，在朝廷外设置肺石，让穷苦人下情上达。努力先取信于民，所做的都是民众急难之事。天监元年(502)，开始废除按户征收绢绵实物的户调，改为按实际丁口征收。自己身穿旧衣，宫内没有华丽的装饰。日常御膳，惟有素食，饭桌上摆酒不过三盏，这是要先为天下作俭仆的表率啊。所以每当选任官吏时，一定挑那些廉洁公正的人，并都亲自召见，勉励他们好好为官。先前曾提拔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，左户侍郎刘繞为晋安太守。到溉等人在任上都以廉洁著称。又下令：小县长官有才能，可升任大县令；大县长官有才能，升任州郡太守。山阴县令丘仲孚有突出政绩，升为长沙内史；武康县令何远清廉正直，升任宣城太守。因此那时作官的都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。这是近代勉励为官者的好办法。
按前代史书各立有《循吏传》，记述其美德，如今也采集此类事，以著成此篇。
杜骥字度世，京兆杜陵人。高祖杜预，是晋朝的征南将军。曾祖杜耽，到河西避难，所以曾在前凉张氏那里作官。苻坚平定凉州后，祖父和父亲才回到关中。
杜骥哥哥杜坦对史籍颇有研究，宋武帝打下长安，他跟随南下。元嘉年间，作青、冀二州刺史。晚期南渡的北方人，南朝士族常把他们视为粗鄙之人，即使有才干，往往受士族压抑排斥，杜坦常因此感慨不平。一次和文帝论及史籍。文帝说：“金日石单忠孝淳朴深厚，汉朝无人比得上，遗憾的是今天再没有这种人了。”杜坦说：“日石单的美德，诚如陛下所言，假如他生在今世，养马都忙不过来，怎有机会被赏识重用。”文帝变了脸色说：“你怎么把朝廷看得这么狭隘刻薄呢。”杜坦回答：“就拿我来说吧，我本出身中原高门大族，先曾祖因为晋朝丧乱，流落到西凉，仅仅因为南渡不早，便被当成伧俗视为异类。日石单本是胡人，养马的出身，被破格提拔到皇帝身边，位置与大臣并列。本朝虽也能提拔人才，我怕未必能有金日石单这样的事。”文帝默然无言。
北方传统风俗，探问病人都要派自己的子弟前去。杜骥十三岁时，父亲派他去问候同郡的韦华。韦华儿子韦玄很有名望，见到杜骥觉得他很不寻常，便把女儿许配给他。杜骥以后逐步升任长沙王刘义欣的后军录事参军。
元嘉七年(430)，跟随到彦之入河南，加封建武将军。北魏撤去河南防务全部退回河北，到彦之派杜骥守洛阳。洛阳城荒废已久，又无粮食，到彦之兵败退走时，杜骥也想弃城逃跑，又怕被文帝诛杀。起先，武帝攻下长安、洛阳后，把宫廷内的钟鼎乐器等物运回江南，一口大钟掉到了洛水中。这时文帝派将军姚耸夫带一千五百人来这儿把它弄回去。当姚耸夫带人在洛水正往外打捞时，杜骥派人来向他谎称：“夏军南下，洛阳势弱，如今我修理城池，都已坚固，军粮又充足，所缺少的只是人力。你不如率众人到我这儿来，共守此城，立了大功以后，再取钟也不晚。”耸夫相信了他的话，领着他带来的人到杜骥这儿来。等到了洛阳，才知道难以坚守，又无粮食，于是带人离去，杜骥也弃城南逃。他对文帝说：“本打算以死固守，可是姚耸夫进了城就走，弄得人心沮丧恐慌，不可收拾。”文帝发怒，使建威将军郑顺之在寿阳杀耸夫。耸夫是吴兴武康县人，勇敢果断有气力，宋朝的下级军官无人比得上。
永嘉十七年(440)，杜骥作青、徐二州刺史，在任八年，恩惠德化显著于齐地。自义熙年间直到宋末，作刺史的只有羊穆之和杜骥受到吏民称颂。后来被征召作左军将军，其兄杜坦代为刺史，北方人都引以为荣。
杜坦长子杜琬作员外散骑侍郎，文帝曾有书信给杜坦，杜琬擅自拆看；信还没来得及送出去，他又要回来看。信发走以后，此事被大肆追问。文帝派主书来责问杜骥，并追查私拆信函的人。杜骥回答说：“开信的是我的四儿子季文，我等待朝廷处罚。”文帝特加开恩不予追问。杜骥后来死在任上。
虞愿字士恭，会稽余姚人。祖父虞赉，作过给事中，被封为监利侯。父亲虞望之早死。虞赉院子里有棵桔树冬天成熟，家里的孩子们都争着来摘，虞愿才不过是几岁的孩子，却独独不去摘取，虞赉和家里人都觉得他很怪。
宋元嘉年间，虞愿作湘东王国常侍。等明帝即位，因为虞愿是出身儒生的官吏，有学识修养，又是自己以前藩国的旧属，待他很是优厚。委任他为太常丞、尚书祠部郎、通直散骑侍郎。明帝生性猜忌，肥胖怕风，夏天常穿着小皮衣。封左右二人为司风令史，哪面来了风，要先告诉他。星象有灾变，不相信太史，也不听朝官的意见，下令让灵台两名知星官听虞愿调遣。虞愿常在宫内值班，有什么异常征兆先启奏明帝，以作参考。
明帝在旧宅基上盖湘宫寺，极为奢华，花费很大。因为孝武帝建庄严刹有七层，明帝便打算建十层，但太高盖不成，就分成两座，各五层。新安太守巢尚之免职后回京见明帝，明帝问他：“你去过湘宫寺没有？我建成此寺是大功德。”虞愿在一旁说：“陛下建这座寺，用的都是百姓卖儿典妻的钱，佛如有灵，一定会伤心痛哭。罪孽比宝塔还高，哪儿有什么功德！”尚书令袁粲在座，吓得脸都变了色。明帝大怒，叫人把他拉出殿去，虞愿脸不变色从容离去。因为他和明帝有旧时情分，不几天又被召回宫内。
明帝好下围棋，但很笨拙，棋艺不佳。被舆论评为第三品。他和第一品王抗下棋，自认为是同一品级。王抗让他，慌称：“皇帝下的飞棋，臣无法隔断。”明帝始终不觉察，以为真是如此，便对下棋更为迷恋。虞愿又对他说：“尧用这教他的不肖之子丹朱，所以这不是人主所应喜爱的东西。”虽然数次忤逆明帝的心意，但受到的赏赐还是高于别人。后来升迁兼任中书郎。
明帝卧病时，虞愿常在身边服侍端药。明帝尤其喜欢吃一种叫逐夷的鱼干，用银钵盛蜂蜜腌制，一次就能吃好几钵。他问扬州刺史王景文：“这东西好吃得很，你有没有过过瘾？”景文回答：“臣历来爱吃这东西，只是贫穷很难得到。”明帝听了很高兴。吃逐夷积累得多了，胸腹结块鼓胀，眼看要断气。左右启奏可饮几升醋酒，闷胀才消下去。病已很重了，一顿还要吃三升肉羹。肚里油水积累太多，吃药也不见效了。病危那天，正坐着招呼和尚，一合掌便咽了气。
虞愿因为长期在明帝患病时服侍他，被转为正员郎。出京作晋平太守。在任上不置产业。前任官员和百姓发生冲突，扣压人家的妻儿，虞愿派人到半路上劫夺回来。在郡内开设学校。晋平郡以前产髯蛇，胆可以作药。有人送给虞愿一条，虞愿不忍杀它，把它放还到二十里外的山中。一天夜里蛇回到他床底下，又送到四十里外的山里，过了一夜又回来了。人们都说这是他的仁爱之心的结果。海边有一块越王石，经常隐没在云雾里，相传“清廉的太守才能看得见”。虞愿前去观看，结果清彻不见遮挡。后来琅笽王秀之来作郡太守，给朝中的官员写信说：“此郡在虞公之后，善政犹存，留下的良好风尚被习惯遵从，因此还算是太平无事。”
因为母亲年老而辞去职务，被委任为后军将军。褚彦回曾去拜访虞愿，虞愿不在家，只见他床上落满了尘土，有书数函。彦回叹息道：“虞君竟清贫到如此地步。”让人帮他扫地扫床后离去。
改任中书郎，负责东观祭酒。他哥哥虞季为上虞县令，死在任上，虞愿听说后从中书省徒步赶回家中，不等皇帝诏令批准便东归故乡。后任骁骑将军，又改任廷尉，祭酒职务不变。
虞愿曾侍奉宋明帝。齐初，宋朝神主迁到汝阴庙，虞愿流泪拜别。建元元年(479)去世。虞愿著有《五经论问》，又撰《会稽记》，有文章数十篇。
沈瑀字伯瑜，吴兴武康人。父亲沈昶，在宋朝建平王刘景素手下做事。景素谋反，沈昶事先离开了他，等景素事败，他受牵连下狱。沈蠫到朝廷陈述原委而得以免罪，沈蠫也因此知名。后来作奉朝请，曾到齐尚书左丞殷氵尔处，殷氵尔和他谈论到国家大事，很器重他，对他说：“看起来以你的才干，应该担任我的职务。”
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听到沈蠫的名声，招引他作王府行参军，兼扬州部传从事。当时建康县令沈徽孚仗势傲视沈蠫，沈蠫就按法律惩治他，众人因此都惧怕他的强硬。子良对他非常赏识，即使是家里的事也都交给他去办。子良去世后，沈蠫又到刺史始安王萧遥光门下做事，遥光曾派他押送丁役，结果丁役们到达得快而且没有怨言，遥光对同沈蠫一起去办事的其他人说：“你们怎么不学学沈蠫那样干呢。”于是让沈蠫专门管理州里的官司诉讼。
湖熟县的方山埭又高又陡，到了冬天，无论是办公还是私事的行人都觉得难受。齐明帝派沈蠫去修整它。沈蠫挖四条大沟，拦住行人让他们参加劳动，三天就完了工。扬州书佐办私事从这儿过，谎称是为州里出差，不肯去干活儿，沈蠫打了他四十鞭。书佐回去后向遥光告状，遥光说：“沈蠫一定不会错打你。”经调查果然是他说了假话。明帝又让沈蠫修筑赤山塘，花费比预算少用了几十万，明帝更加赏识他。沈蠫作建德县令，让百姓一丁种十五棵桑树，四棵柿树或是梨树栗树，女丁种一半。人人都很高兴，不久就成了林。
沈蠫辞官回京，兼任行选曹郎，跟随陈伯之军队到江州。赶上梁武帝起兵围郢城，沈蠫劝伯之叛齐奉迎武帝，伯之流泪说：“我的儿子还在京城里。”沈蠫说：“不这样的话人心动荡，都在另打别的主意，如不早作打算，恐怕众心离散难以统率。”伯之于是降归武帝。
当初，沈蠫在竟陵王家，一直和范云很好，齐朝末年曾到范云家过夜，梦见坐在屋子梁柱上，仰头看见天上有字写着“范氏宅”。这时沈蠫和梁武帝说起此事，武帝说：“范云能不死，此梦就是验证。”等武帝即位，范云极力推荐沈蠫，于是把他从暨阳县令提拔为兼尚书右丞。当时天下初定，陈伯之说沈蠫催督运送物资，对国家有功。梁武帝认为他很能干，升任他为尚书驾部郎，仍兼右丞。沈蠫推荐他的族人沈僧隆、僧照有作官的才干，武帝一并任用。
因为母亲去世辞职，又起用为余姚县令。县里大姓虞氏有千余家，很多家都和县衙结有关系，前后县令都无法禁绝。自从沈蠫到任，不是打官司概不来往，处处依法办事。县南又有有势力的大族数百家，子弟们横行霸道，各家互相包庇，大事聚敛，百姓深受其害。沈蠫征召这些人家的老者去看守石头仓，年轻的补充为县衙仆役。这些人在街上痛哭哀号，从此豪强敛迹。沈蠫刚来时，富有的县吏们都衣锦华美以表明他们与众不同，沈蠫发怒说：“你们不过是下等县吏，怎么能自比贵人！”都令他们换上草鞋粗布衣，终日侍立，脚下站立不稳，就加以抽打。沈蠫贫贱时曾到这里卖过陶器，被富人侮辱，所以就这样报复他们。于是士绅们又怕又恨，但沈蠫廉洁自守，因此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。
后来作安南长史、寻阳太守。江州刺史曹景宗死后，任信威将军萧颖达长史，太守之职不变。沈蠫本性倔强，屡次顶撞颖达，颖达对他怀恨。天监八年(509)，因为到颖达处议事，又言辞过激，颖达变了脸说：“朝廷用你来作行事吗？”沈蠫出来，对别人说：“我死了才能不这样，总不能老对他低头称是。”当天在路上被人杀害，人们多认为是颖达害了他。其子沈续屡次上告。遇上颖达不久死去，事情也就不再追究。沈续布衣蔬食过了一辈子。
郭祖深是襄阳人。梁武帝初起兵时，以门客的身份跟随。后来又跟随蔡道恭在司州。北方沦陷后南归。上书陈说边境的情况，不被采用。后被选拔为县令兼南梁郡丞，改任后军行参军。梁武帝对家人溺爱疏于教育，朝政废弛，祖深就抬着棺材上殿上奏封事，大略如下：
“大梁应天命而生，功业盖过历代帝王，既广施慈悲，宪律便近于废弃；愚顽之人无知，懈怠之风从此而起；各人竞相奢侈，贪婪丑行就滋生起来。这多少是由于陛下恩宠赏赐过多，对下属过于宽大，故廉洁者入仕无路可走，而贪苛者作官门路很多。直如弦者饿死沟壑，曲如钩者升任成群。能说会道的，竞相推荐，口拙诚信的，空被埋没。劳苦功高的，奉禄赏赐不够，无功幸进的，反加宠爱提拔。以前宋国人卖酒，因为店里养狗太凶无人敢来，以至把酒放酸，陛下的狗，比他厉害多了。
“臣闻民为国家根本，食为百姓的命根子，所以《礼》说国家没有六年的积蓄，就不成为国家。据此而言，农业为当务之急。然而郡县官吏苛刻暴虐，对农耕不加鼓舞奖励，如今粮食丰收，百姓尚面有饥色，如果遇上水旱之灾，拿什么来赈救？陛下往年崇尚儒学，设立五经学馆，国内到处洋溢着读书声。近来却仰慕佛教，结果普天下都信奉皈依，家家持斋受戒，人人忏悔礼拜，不务农业，空谈佛理。耕种纺织是当前的生活必需，修行功德是来世的善果，怎么能够荒本劳末，舍近求远呢。如今经商者和吃闲饭的越来越多，种地的越来越少，织机空闲的一天比一天多。陛下如果广兴屯田，贱视金玉重视粮食，努力生产的加以提拔，懒于耕织的明正典刑。这样数年以后，则家家富足，廉洁礼让便有了产生的条件。
“君子和小人，所想的不一样：君子志于行道，小人盘算得利。志于道者安国济民，志于利者损人利己。僧人是害国的小人，忠良是卫国的君子。臣见患病的人去找道士治病便让你打醮画符，找僧尼则让你戒斋听讲经，民间巫师则要驱妖捉鬼，医生则用药外敷内服，这全在于你自己的事先选择。臣认为治国之本，和治病相似，治病应摒弃巫师鬼怪，去找华佗、扁鹊；治国应当黜退奸佞之徒，而用管仲、晏婴。如今所信用的人，只不过是腹背上的毛罢了。谈论外事则有徐勉、周扌舍，谈论内务则有云、..。云、..所说的都是败坏风俗扩张佛教，徐勉、周扌舍所想的只是苟安于江东。君主慈悲臣下怯懦，不图进取，使得中原百姓怀恨南望，如果贾谊重生，岂不为之痛哭。臣如今直言冒犯了陛下，可能还会被宽恕，而得罪贵臣，就有不测之祸。臣之所以不避死罪知无不言，正是以国家社稷为重而以个人性命为轻。假使能采纳臣的意见，杀了我也死而无憾。
“谋臣良将，哪个朝代没有？难得的是被了解，重要的在于任用罢了。陛下登基历时二十余年，有谁能尽臣节直言诤谏？百官只是表面苟同而不肯齐心合力，回答陛下询问不过惟惟喏喏而已。在朝廷上只说圣旨英明，出了门议论就说谁敢说逆耳之言。过失在下面而使上面受怪罪，于是使得皇上开诚布公，引咎自责，而宰辅大臣们都心安理得，一点儿没有自责之心。百官群僚，少有奉公尽职的，都是白食俸禄追逐私利，不重廉洁，家中积累金银；上朝列班侍立如同神仙，不种田不经商，为什么能够这样享受？刑法是人的父母，利禄是人的仇敌；刑法严厉就人心思善，好处多了就人生恶念，恶念不可助长，贪欲不可放纵。但愿能去除贪浊之官，任用廉洁之士，明法令，严刑罚，禁奢侈，薄赋敛，则天下幸甚。谨呈上封事二十九条，但愿圣上别忙于英明决断，先听听臣的愚见。”
当时武帝正在大兴佛教，要用它来改换中国的习俗，因此祖深特别说到这件事，上书的条目中认为：
“京都佛寺五百余所，都极为宏伟华丽。僧尼十余万，资产丰厚。至于各郡县，就数也数不清了。和尚又有不出家的俗弟子，叫作白徒，尼姑则都收留养女，都不在民籍注册，天下户口几乎减少一半。而僧尼多不守教规，养女都身穿绵缎，败坏世风，损伤佛门，大概都由此而生。请朝廷细加考查，如果没有什么道行，都令其还俗务农。废止白徒养女，听候发作奴婢，婢女只能穿青布衣，僧尼都令他们吃粗食。这样，才能使僧俗都得以兴盛，国家富足人民殷实。不然，恐怕将来处处都成寺庙，家家都剃发为僧，连一尺土一个人也都非国家所有了。
“朝廷任用前朝旧臣，作边境上州郡长官，这些人不顾为官之道，只会贪婪残暴，欺压良民，为害甚于豺狼。江、湘人民尤受其害。自三关以外，处处遭受荼毒。而且这些人来归顺时，只有光杆一个，等被任用以后，都各自招募部曲。而扬州、徐州的民众，被繁多的劳役逼迫，多来投奔，以获取一点儿钱财。但都大多是只署一个虚名，仅送出三津以外，名字在远方服役，本人又回到家乡。又怕上头查问，于是逃亡他乡，侨户的兴起，很大程度都是由于这个原因。另外梁朝以来，征发民众服役，称为三五。等编到将官属下，主将残暴无情，不顾其死活，丁役死亡很多，都被作为叛逃记录下来。有的甚至牺牲在战场，也记在叛逃名下，上边下文出来查办，都把他们作为叛逃者，扣押其家属。逼得全家叛逃，就抓捕同族的人；同族的都叛逃了，就抓捕同一比伍的；同比伍的都叛逃了，就把整个村子的人都抓起来。这样一人犯事，则全村皆空。虽然朝廷不时发布赦免令，表示既往不咎，但旧时的查办公文仍在下发，并限时严办。上司对下属信不过，逐级督促。朝廷使臣催到州里，州又派使者到郡，州郡一个比一个催得急，一同到县里催逼。县级长官多为庸才，上边有风吹草动就吓得不行。于是就搜刮民财，孝敬上官，逼人交重礼，答应在上司面前写报告遮掩。如果哪个县稍微想纠正一下这种风气，就会马上遭到上司严厉斥责，因此到处都在随心所欲贪谋私利，以侍奉上官。”
又有建议阻断界首关口，以阻止劫掠人口往北方贩运，以及当前许多关隘都已废弃，需加以整顿的建议。又说庐陵王年少，镇守襄阳不合适；左仆射王日柬居丧时，被起用为吴郡太守，却一点儿也没有推托。话说得都很重。又奏请让武帝再去郊祀四星。武帝虽不能都采用，但赞赏他的正直，提拔他为豫章钟陵县令，员外散骑常侍。
普通七年(526)，改南州津为南津校尉，让祖深去任职。加衔云骑将军，俸禄二千石。让他招募两千部曲。到了南州后，一切事秉公严断。以前王侯贵人出入关口，无视法令，挟带逃亡人口。祖深对于不法行为严格检查，不避权势，不行就动刑法。奏弹江州刺史邵陵王、太子詹事周扌舍有受贿罪。远近畏惧，无人敢于随意胡为，淮南太守竟像对上司那样怕他。
他常穿着旧外衣，用不油漆的白木桌子，每顿饭不超过一个肉食。有一位老妇人送他一个早摘的青瓜，祖深用一匹帛来回报她。后来有一个富人仿效此事用青瓜去贿赂他，被他鞭打示众。朝野人士都怕他这点儿，对他不敢行贿拉拢。他所带领的都是精兵，纪律严明。有什么讨伐追捕的任务，往往越境也要把人犯抓获。长江曾经有贼寇，祖深亲自带人去讨伐，列阵后无人敢向前进，他就命令他最亲近的人先上，不按要求前进的斩首。于是大破贼寇，威震远近，长江肃清。
评论：善政对于民众，好比优秀的陶工和陶土的关系一样，用的工夫少而制成的器物多。汉代人口繁盛，刑罚宽简，作郡县长官的，没有外部干扰，奖赏刑罚，都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，朝廷也很少下诏干涉下面事务。由于社会稳定，有些官员在一个地方任职往往已生子生孙还未调离，都能普及德政促使人民和睦，提倡仁义礼让使淳朴之风不变。因此汉代龚遂、黄霸那样的政绩，就容易达到。等到了末代，各种伪诈滋生，人口少于以前，而赋税劳役却比从前繁重。想做出政绩，树立风范，要比从前难上百倍。若用上古时的教化来治理当世之民，那么今天优秀的官吏，在古代那样淳厚的风俗中，像子游治武城、汲黯治淮阳那样的成就，都是可以做出来的。未必是今天的人才不如古人，只是世风有淳厚与浇薄之分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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